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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治国典范之杨士奇

来源:监察审计室 发布时间:2016-09-09浏览次数:编辑:陈云花/文

杨士奇概况
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江西吉安泰和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台阁体”诗派盟主。幼年失怙,有志于学,青年时广结才俊,研讨史文。建文帝时举荐入翰林,成祖时官至左谕德兼侍讲,仁宣时期擢升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成就了明代的“仁宣之治”,英宗时,进封少师。英宗正统九年去世,历五朝,年八十,追赠左柱国,谥文贞。
修身治国典范之杨士奇
《杏园雅集图》记述了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等十人聚会之情景
杨士奇为内阁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居身高位时间之长,在明代阁臣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此般际遇与他端谨守正的操守和卓越的政治才干是分不开的。杨士奇儒家忠贞大度的道德精神及谦慎清廉的治国之术,让他深受朝廷的倚重,并在朝臣间享有很高的政治威望。
忠贞大度,仁爱贤德
杨士奇少时贫困,三岁父逝后母亲改嫁同乡,自小聪颖异常,资质颇高。青年时游历湖南、湖北各地,著书立说。这样的阅历让杨士奇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更加关注民众疾苦和社会矛盾,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为官之后的他,忠贞大度,是明代历代帝王推行儒家“仁政”思想的忠实支撑者与践行着,对成祖朱棣进行的“性善”启沃影响很大,更深受仁宗的器重。其言行影响着君王们,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 以宽仁大度待人而不至于过度偏执酷虐。同时,他人若有非原则性重大过失,杨士奇都会为之掩护,以平政局。广东布政使徐奇任职西南时曾赠当地特产给内廷官员,有人将受赠人员名单呈上皇帝。明成祖召杨士奇询问始因,杨士奇说明原因并坦言馈赠礼仪之事并无他义。明成祖听从于他,烧毁了名单,不予追究。
明仁宗因曾在太子监国时与御史舒仲成结下仇恨,即位后便想治其罪,杨士奇据理力争,以帝王之信说服皇上效仿汉景帝,仁宗深以为然,于是打消此念头。另曾有人奏言大理寺寺卿虞谦言事不密,仁宗听闻大怒,欲降其一级。杨士奇马上为虞谦鸣白,虞谦才得以恢复原籍。又大理寺少卿弋谦也因言得罪,杨士奇直言弋谦是应诏陈言,若因此获罪,恐此后群臣再不敢谏言。仁宗听从并立升弋谦为副都御史,且下敕引过自咎。
杨士奇如此这般为国为君选才用才惜才,其宽厚仁爱精神深受众多官吏称颂。当时同朝吏部尚书王直就在《少师泰和杨公传》中记载,“(杨士奇)所举贤才,列于中外者五十余人,皆能正己恤民。盖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后才能,无问识与不识,博询于众而信乃举。”更有一次尚书李庆建议将军队中空余部分的马匹分发给地方官员,便可每年向地方征收所产下的马驹。杨士奇听闻便上言,“若此举一出,便会令天下士子寒心,朝廷选贤任能,授予这些有为之士官职俸禄,并非是用来豢养牲畜,这样重视牲畜而轻视士子,用什么给天下后世的人树立榜样呢?”后经杨士奇再三坚持上疏,皇上方同意并亲自颁发圣旨取消了这一做法。
杨士奇为政一直强调儒家“仁政”思想,反对征战,提倡以“休养生息”治国治民。一次仁宗将一位大臣歌颂太平盛世的奏章示与群臣,群臣都深以为然。唯有杨士奇进言称仍有很多因靖难所牵连的流徙尚未归乡,战争所导致的疮痍尚未恢复,百姓仍然为温饱担忧。他建议国家应当继续休养生息数年,太平盛世才能呈现。仁宗表示极大赞同,并大赞杨士奇之心忧百姓之苦。同年四月,赐杨士奇玺书以表彰其贤德忠贞。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方得天下。这种“保民而王”的主张,正是杨士奇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
杨士奇曾说过,“天下万世之事当以天下万世之心处之,如有一毫出于私意,不论厚薄,皆当获罪神明”,其正是时常怀抱一颗谨言慎行之心,宽厚大度,对国家君王忠贞不渝,才获得了帝王与众多同朝官士的认可和赞许。
清廉节俭,体恤民生
杨士奇为官清廉,提倡节俭以恤百姓。仁宗初登帝位之时,杨士奇曾谏言皇上应以永乐年间屡兴军役、民力衰竭为鉴,节俭兴国,减少朝廷用度,不劳民伤财。仁宗于是让杨士奇草诏,下令将下西洋所需的宝船,及本应往云南所取的宝石,在交趾采办的金珠以及去撒马儿等处买取的马匹和其他采办烧铸进贡等诸多事项, 全都停止买办。九月, 其它如“丹漆、石青之类 ……其一切禁止”。洪熙元年( 1425)四月,“停罢一切官买物料”。五年( 1430)二月,杨士奇上宽恤疏,请“宽马畜,免薪刍、蠲采买、恤刑狱、核工匠、清粮运数事。”诏书颁发后,百姓欢欣鼓舞,皆为称颂。
杨士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之时,有一次,他遇到奏事未退的蹇义、夏原吉,说到皇上前两日下诏要减免岁供,却见薪司又征枣八十万斤,这与前诏相矛盾,深为此虑。仁宗听到杨士奇的这番言语后立马下令减免征枣一半。又有一次,朝上群臣正商议元旦事宜,吕震极力请求用乐,杨士奇与黄淮认为此举不可,遂上疏劝阻,未得到仁宗同意。后杨士奇在庭中等至晚上十点,再次上奏,明仁宗最后终于同意了。一天以后,明仁宗召对杨士奇道:“吕震每次误我,如果不是你等人的进言,我早追悔莫及了。”于是下命杨士奇兼任兵部尚书,同食三份俸禄(内阁、翰林院、兵部),杨士奇则辞去兵部尚书的俸禄。
杨士奇不仅具有治国之才,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大家。
他的《东里文集》、《东里别集》、《东里续集》中收集了大量他的记、序、题跋、墓志铭、诗歌等作品。其诗文更是号为“台阁体”。正是如此出色的文笔,才使得杨士奇在从政期间能够挥洒自如地撰写许多以帝王名义发出的重要制、敕、谕,高效处理政事,深受帝王信赖。
杨士奇大度清廉,忠于职守而又勤于政事,为明初治国盛事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他自撰的墓志铭正是其一生之忠实写照:“越自授官,所觊行道,心存国体,志在济人。惟理无穷而学植未充,事有至难而智虑弗逮,故进慕陈善,退勤省躬,而施以公,而守以约。始终一意,夙夜不忘。” 《明宣宗实录》 评价他:放之平日,盖无愧其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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